徐美英：陷阱

┃Personal History

陷阱

© 徐美英／文

　　所谓陷阱，那是“为捉野兽或敌人而挖的坑，上面浮盖着伪装的东西，踩在上面就掉到坑里”（其义出自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它的可怕性在于“伪装”，使目标物在毫无警觉的状态下向陷阱走去；其次，为了使捕捉物不能逃遁，往往又会在坑内设上一些机关如铁枷或绳索之类的东西，这样一来，掉将下去，任凭你怎样挣扎，再也不能逃脱了。都说人生道路多荆棘，其实荆棘并不可怕，我们常说“披荆斩棘”正说明荆棘是可征服的。
　　而人生道路上可怕的是人为布设的陷阱，些深不可测的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虽步步小心也逃避不了。落入者往往是那些前进心切之人。因为他们往往单纯稚嫩，不谙世事，不会瞻前顾后，不知左顾右盼，还有一些存心险恶，落井下石之人在，他们的苦难就更深了。
　　我的青春命运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陷……

第一步　心向北京

　　父亲的政治生涯我并不完全清楚，只知道他是海南岛琼县人（现文昌市），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二十年代曾任国民革命军海军党代表，是个老国民党员。九六年我寻根回海南省时，看到有一本《海南志》上面就有父亲徐天琛的名字，看来大小也算是知名人士了。我的记忆中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就退出官场在家（上海）闲居，解放前夕，没去台湾而是自己去了香港、澳门，在四九年时还参加以李济琛为首的蔡廷锴、邵力子、龙云、黄绍宏、卢汉等几十位民主人士，通电起义发表的《和平宣言》（《宣言》可查当时《解放日报》），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之后，向人民政府提出回国的要求，随后上面发给他回国证，后因疾病缠身，五六年病死在澳门镜湖医院。这时正是我就读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有关父亲与我的来往信件，当时，我如数一并交给组织，自己未留片纸只字。
　　解放初，我家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无房无产，八个姐妹兄弟的生活靠变卖家当维持生计，要说这个情况，与“城市贫民”相差无几。可是我却自填写家庭成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以此表明我自觉地把家庭当作革命对象，认为自己这是以革命的态度对待家庭，积极要求进步。殊不知，这个自划的“成分”后来终于成了我的黑根之据，实际上是自己把自己推向了陷阱的边缘。
　　上海解放时，我上初三，十三岁。这时我遇到了一位可敬可亲的老师——张蕴实，也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张老师是东北汉子，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一口流利悦耳的普通话，一手潇洒流畅的板书，尤其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与学生一起打乒乓球等平和作风让我打心眼里喜欢他、敬佩他。他以上海市复旦中学第一任党支书的身份介绍我入团，时在五一年（我十五岁）。他又是我高中三年（十四岁到十七岁）的班主任，在他亲切的关怀下，我积极投身于庆祝解放，宣传新中国的一切活动中。他是政治老师，从他那儿接受了最初的革命道理，他把我培养成校学生会干部和团的干部。在我人生关键的一步他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三年，周总理提出北师大需要大量优秀应届毕业生报考，改变调干生过多的状况，我就在他的推荐下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高中毕业时，我十七岁，在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我和其他青年人一样，开始编织着人生的梦。梦的中心就是北京，梦中的圣地就是祖国的首都，我渴望着走出上海，盼望着到北京上学，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学习。能到祖国的心脏上大学，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与上海告别的那天晚上情景终生难忘。我的好朋友与我在霞飞路上话别。路旁的法国梧桐树叶似乎在沙沙作响，柔和的路灯照出两个少女的身影，路边高楼下的咖啡馆飘出幽扬的音乐声，我兴奋地望着未来，憧憬着到北京的新生活，快乐的心情压抑不住，好朋友羡慕我祝贺我，他们为自己不能进京上学而遗憾。
　　第二天，我抱着割舍家庭割舍上海的心情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这就是我的“第一步”。

第二步　上北师大

　　终于如愿以偿，五三年的秋天，十七岁的我怀着美好的理想迈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了。一切都甜密得令我陶醉，在下车当天午睡休息时，宿舍走廊上两个清洁工用清脆的北京话在交谈，竟然让我有如梦中看电影的感觉（因为在上海只有到电影院才能听到北京话），那种朦胧的幸福感至今挥之不去。
　　北京师范大学前三年一直是踏着紧张而愉快的节奏，全身心地积极投入学校生活。我热爱北师大，我热爱人民教师工作当时，毛主席的“三好”成了我大学阶段的奋斗目标，为了做到“三好”，我认真学习，门门功课都力争五分。我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踊跃担任社会工作。我努力锻炼身体，哪一方面都不落后。我要求上进，因为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五三年到五七年大学的生活多姿多彩，每年的五一、十一更是我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宝贵机会。我在那几年中（十七岁到二十岁）没有虚度青春年华，充满青春活力，热情似火。
　　生活也并没欺骗我，我几乎年年都评为三好生，还评选为校体育积极分子，连劳卫制二级证书也拿到了，还参加了校蓝球队，当过队长，还参加校舞蹈团，当过团长。为了做好一介光荣的人民教师，培养自己广泛的业余兴趣与爱好。直到五六年我当选为北京市的团代表，有幸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还与总理跳舞共欢，这大概是对我大学生活积极努力的最高奖赏吧。在欢快的舞曲声中，总理还亲切地问我是哪所学校叫什么名字等等，并鼓励我将来做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这件事没想到第二天轰动了北师大，学校广播站播出这个消息时，好多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来与我握手，向我祝贺，与我共享这份荣誉。
　　这份荣誉鼓舞我不能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要更加要求进步，更加听党的话，然而“陷阱”的危险已在不远……

第三步　整风运动

　　北京的红五月是和煦宜人的，但五七年的五月却有一场出人意料的狂风骤雨，改变了我的命运。
　　眼看七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们毕业班同学都忙于认真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大学中最后一次考试，同学们三三两两自愿结合，分散在学校各个角落复习。就在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信誓旦旦地保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党中央一声号令，全国知识分子都行动起来，北京祖国的心脏当然得天独厚，北京的高校自然行动迅速。我记得当时学校领导召开动员会，记不清楚是哪位或哪级领导是如此“诚恳”动员的：你们快离开母校了，你们在学校呆了四年，对学校的情况也了解很多，所以，你们应该带头帮党整风，把宝贵的意见写下来，是否积极帮党整风也是热爱党，靠拢党的检验。于是，毕业班的爱国爱党的热血的学生果然个个放下手中的书本，幼稚地认为学习只是个人的事，而帮党整风才是摆在面前的国家大事。无私无畏的同学走到了运动最前列，当然我也是这天真幼稚中的一个。
　　五七届中文系大都是各地区、各学校的好学生，四年来又受到一批名师（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启功、文怀沙等）的熏陶与教育，很快就进入整风运动的状态。有供民主发言的《自由论坛》，有的社团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大字报如《底层之声》、《苦药》的好些文章，一时间活跃了全校的整风。
　　我也和一些同学一样，关心运动中出现的话题与言论毫无顾忌地讨论，毫不掩饰地发言，以青年人的真诚、坦率投入帮党整风。
　　谁知这种积极帮党整风的表现已使我离陷阱只差一步之远了。

第四步　反右斗争

　　人民日报六月八日《这是为什么？》社论是发动全国反右斗争的信号，可是我班范亦毫同学却贴出《这会造成什么？》这张批评人民日报社论大字报，我毅然地在大字报上签下我的名字，我认为范的观点是正确的，整风运动不应该草率匆匆收场。
　　这时，整风运动失去了往日的活跃，变得死气沉沉，给人一种危险降临的感觉。似乎一切在按某种规则在进行，可以说整风运动来了180度的大转弯，我茫然了。好多同学也一下沉默了，都在朝一种思想观点、一张嘴巴、一个声音发展。同一宿舍的成了互不相识的陌路人，见了我像避瘟神似的躲得远远的。什么“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烟消云散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突然销声匿迹了。
　　一些“聪明”的同学纷纷放弃自己昨日的观点，人人自保，个个自危。而我这类执着地坚信党的政策的青年学生，然天真地以为仅仅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于有人利用整风来反党与我无关，我仍然是四年级的学生，一切都会按毕业日程进行……
　　其实，这时已阴云密布、剑拔驽张，同学之间已“阵线分明”，一时间共同生活四年的同学竟然谁也不敢跟谁讲话了，对认为“有问题的人”，路上相遇，也不搭理。当然，那时我们班是怎样确定右派，按什么原则确定，又怎样在众多积极鸣放的同学中“挽救”哪些人，“推下”哪些人，我是一概不知的。沉默的态度形成沉闷的空气，沉闷的空气中暗藏着不是整风而是整人的“天机”。
　　此时，我已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步了，可悲的是我竟全然不知！

最终　失足落阱

　　以我的右派档案材料为准。
　　五十年后，公布这份“红色档案”于光天化日之下，看看当时给一个二十出头的我贴上一张怎样的画皮。
　　无独有偶，看到同系同年级不同班，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的雷一宁同学的材料居然与我一个套路。其丑化的手段，夸大其词的上纲上线的可怕作法，令人不寒而栗，有如陷阱中的铁夹与绳套，使我一生伤痕累累，一动就血流汩汩。
　　材料详详细细四、五千字，现只抄出第二部分：结论及处理意见。
　　一．整风前一般情况
　　解放前家庭培养她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自大狂，解放后通过政治上要求进步来达到个人野心。徐美英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留恋剥削阶级家庭生活，在长期的团的教育下，始终不放弃其反动阶级立场。肃反中很消极，对党对干部不满，五六年听到反革命父亲死在国外时痛哭流涕，要为反革命父亲调查伸冤，并认为党没发给他父亲回国证，因而对党怀恨在心，对组织不满，甚至对立，回避立场问题，抗拒思想改造，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败坏。
　　以上文字可提炼几个要害之处：
　　（1）出身官僚资产阶级。上文说过，这是我自找的，而我的姐姐都没这么写，堂堂的组织竞以自划为准，对待政治问题是如此轻率儿戏！
　　有个反革命的父亲。上文说过父亲的政治表现，究竟能否定为反革命呢？现在是十分清楚的。
　　父亲去世时痛哭流涕。这是人之常情，但绝不会公然痛哭，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回国证中央已寄出，只是父亲重病缠身，抱憾病逝。材料说仇恨组织不发回国证纯属编造，肯定是会有“亲近”同学当时在我身边见我流过泪，后因需要就无中生有捏造成“痛哭流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哪个人敢不跟右派划清界限呢？
　　师大中文系党总支利用“自报成分”“自交父信“自悲父亡”的单纯，挖出我对党仇恨这个黑根。果然，过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开出臭花恶果了，在青海湟沅畜牧学校，对我这个“充满仇恨”的右派再次打成了双料现行反革命，尽管后来都纠正与赔礼道歉了，可精神上的伤害与刺激，政治上的冤屈与迫害又怎样能抚平与补偿得了呢？
　　这份材料可怕的“威力”给我带来的灾难是一个接一个，真是“永世不得翻身”。
　　（2）家庭培养我自大狂。究竟有些什么根据？全部材料也无一具体事例证明，是空洞的概念，我在家庭中只生活到十三岁。“通过政治上要求进步达到个人野心”。更是荒谬可笑，昔日肯定与鼓励我政治上要求进步，今日为了某种需要，无限上纲上线，居然把我歪曲为野心家。
　　（3）“留恋剥削家庭生活，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扣上帽子是“道德败坏”具体事例呢？没有。
　　同样也是毫无依据扣大帽子，为了搞臭我，方百计拼凑，材料上没有实例。只有这样才证明右派从政治直到生活上是全面反动的，是一群既无耻又穷凶极恶的坏蛋。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以往你的可爱成了可恶，平日你的不足成了你的政治问题，你的枝节成了你的主流，这样的手法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赤裸地表现，可见五七与文革同出一辙，是有深厚的渊源关系的。
　　二．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
　　整风中站在反革命父亲的立场上，否定肃反成绩，向党反扑。在她把持和操纵下的群众论坛三次组织肃反问题论坛，假借讨论肃反成绩为名来否定党的肃反政策，搜索肃反中被斗对象和假积极分子，向党进攻，使党委在学校的地位“摇摇欲堕”，使大家仇恨党，要搞垮党委，垮垮党。追逐海德公园式的民主，反对党委的报告，企图与党分庭抗礼，与党展开面对面斗争，跟党争夺群众，争夺整风领导权。佩服林希翎的意见，同意以“新五四精神”对待党的整风运动。徐美英认为三害的根源是制度，她认为“党变质了”“党三害严重不整不行”，党委委员一个个都没有党性，不如胡风（反革命分子），恶毒地把党分为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种。徐美英四处点火，还与右派分子联系，想开四、五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坛。同意“民主乎？党主乎？”的反动观点。
　　以上的文字可以看到真是“高抬了”二十岁出头的徐美英了，把我描绘成一个穷凶极恶，十恶不赦的大右派。可结论上最终为什么又定为一般右派呢？可能正如当时“教育”我们所说：对自己的问题要从性质上去认识。原来搞的也是抽象与具体关系的玩艺儿，不看具体事实，只分析性质。政治上的高压与诱导迫使我们只好对自己重新再认识，那就是按材料的定论去套自己一切表现，甚至要以材料为论点在自己一生中哪怕幼年时一个生活现象去找论据，要承认自己的“原罪”，是娘胎里就带来的。用这种无形的枷锁逼供你，还美其名曰“重新做人，脱胎换骨”。
　　三．反右派的斗争
　　徐美英反对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认为党中央小气，心胸狭窄，认为中央在“收”。同意呵欠伯的“反党不是反革命”的反动言论，为呵欠伯受批判而抱屈，同意雷鸣（即雷一宁）的反动文章的观点，反对彭真同志报告，污蔑反右派斗争是“争权夺利”的斗争，污蔑党中央对阶级斗争的分析，认为民主办校不是右派言论。对积极分子不满，污蔑进步社团，为反动社团“底层”辩护，不安心学习文件，经常出去看话剧、看电影，消极抗拒。
　　所说的几个“反对”，几个“污蔑”也是毫无半点事实。几个“认为”也是划成右派后，成天检查交心、认罪而逼出来的话语。先确定你是右派然后再从你自己写的材料找出“有价值”的内容去证明、去完善。这就是当时整人的手法。毕业班的右派同学是每人只用一个半天就终审宣判了，不让你有任何自我辩解的机会。两个小时的批斗会是早已作了充分准备的。发言人与发言内容
　　都有规定分工，会毕就让你去认识去批判自己；之后整整让我们写了近两个月的交心材料，交代罪行，揭发他人，其实就是众所周知五月下旬那些天的那点事情，已经再没什么可写的了。但却要你按着结论诱导着写，于是只能展开想象写，否则就警告你：顽抗，没有出路。当时我们的命运自己都不知道怎样，感到害怕、紧张，也不知道以后该怎样对待与处分我们，没人找你谈话，没人和你接触，只是自己埋头苦思冥想，挖空心思地丑化自己，简直把自己写成马上可以执行枪决的反革命了，单纯地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出路。
　　四．交代的态度
　　当组织上让徐美英检查交代时，徐美英不老实，不敢暴露，消极对抗，还向王××老师摸底，企图蒙混过关。跟组织跟同志对立，和底层右派分子却说说笑笑，臭味相投。她写了许多交代的材料，暴露了一些问题，但她并不能把交代过程当作转变立场的过程，在交代中写了许多大家对她的批判，扣了一些帽子，有些材料是重复的，躲躲闪闪地不敢给自己扣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实际上并不是低头认罪，缴械投降的表现。
　　实在写不出什么了，叫“态度不老实，不敢暴露，消极对抗。”
　　打了你左脸，再把右脸转过来让人抽耳光，这才是同组织不对立。
　　立场问题更说不清了，哪个右派在写材料中就转变立场改造好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右派在写材料中肯定是转变了立场。
　　材料的最后，终于露出整人的狰狞面目，你没有低头认罪，你没有缴械投降。
　　究竟把青年学生变成“敌人”是为了什么？要让“低头认罪”重压背负一辈子。尤其在文革中，这种“右派是敌人”的理论恶性膨胀，使我在文革中遭受打击迫害简直令人想像不到，甚至伤害到我的下一代，如今既然平反改正那之前造成的恶果又有谁关心过呢？当初执笔整理书写材料的同学听到我几十年的灾难与迫害时又会有何感想呢？
　　这份红色档案就像“护身符”一样永不离开我的一生，幸好在一次偶然机会我把它抄录下来，否则付之一炬。即使在七九年平反后，右派的阴影也会始终笼罩着你。而在一九七九年只用千篇一律的一页小纸通知你：错划予以改正。形同儿戏，与当年整人时的情况一比，相差何其鲜明。
　　六一年摘帽后工资定为行政23级，青海领65.52元，因为我不是本科毕业生，只算本科肄业生，所以不能享有本科毕业生22级的待遇。直到七九年平反改正时，才给我定本科生22级工资，而那时我已经毕业22年了，才拿到22年前应拿的工资，当我向省教育厅反映毕业22年的本科生工资已提到21级或20级了，某领导的答复是：“你现在拿这点工资已经很不错了，你不应和大学生比，应和农民比。”这就是五七反右斗争后对右派学生从政治经济、生活上的全面专政与改造措施之一。拿到这份改正通知时我的精神几乎崩溃，我不知应该用什么思维规律，该用什么思想感情来看待改正，大哭？痛哭无泪。大笑？苦笑无声。无帽轻松了？不！更沉重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就这么一纸交代了，而且师大发出的每封信内容一样，只是填写上不同人名而已，毕业后至七九年，我已经四十三岁了。
　　材料上的“考查一年”那也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当我发配到青海西宁×中时，才真正体验到考查的含义。
　　北京的十一月应是秋高气爽的季节，可是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肖敦煌、雷一宁和我三个右派灰溜溜地背着一个破箱、和一个装茶叶箱的书箱离开了北师大，当我们回首再望师大校门的校牌时，我们竟以敌人罪人的身份无言地离开母校，当年欢呼雀跃地进了师大，而如今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之差别。如此反差，内心的难受滋味，可想而知了。没想到离校前夕，组织上谈话时宣布“考查一年”，“好好改造都可重头做起”等等其实只是成了一个让你心甘情愿奔赴高原的诱饵、谎言。实际上后来几十年的所谓改造路程证明：早已有一个无边无涯的苦海正在等待我们去扑腾了。
　　在所谓考查的骗人鬼话下，实际上是接受群众监督改造，继续低头认罪，我和雷一宁、肖敦煌三人在五七年十一月分到西宁，然后我再分到西宁二中，每月只发30元的生活费，还规定每周每月要汇报思想，汇报的场合大小根据斗争的需要来定，每次汇报等于再接受一次大小不一的批斗会。如果工作上疏忽出现差错，那就要审视你是否继续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语文课是没资格教的，幸好我还有一点业余特长，就让我搞学生的文娱、体育活动，同时在教务处干活，排课表、打钟。当时是一个挂在旗杆上的铜钟，为了学会用长绳去敲响它，我还真着实练了一阵子，每次敲起悠扬钟声时，可看到老师和学生匆匆从我身边走过，因为这口钟要放在多通道的必经处才能使钟声传播全校。有了右派，原打钟的工友就让位了，每天十几遍敲钟，故意向大家展示右派还继续存在，同时也用这方法不让你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刚开始我觉得很丢人似的，后来脸皮厚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敲钟的时间不准，敲钟的声音不宏亮这也都反映你改造态度的问题。全校的讲义都由我来刻腊板，才开始学刻腊板，刻错也要批判，课表排得不好或调错也要审视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除此之外，还兼做女生宿舍管理，负责每天起床的铃声和检查宿舍的纪律，原来由几个人做的繁杂事务都堆在我一人身上，这还是对右派的照顾，否则下牧区劳动。
　　最有意思的是，业余时间没人会和我聊天没人会找我闲玩，我刚去时仅二十一岁，有时内心的孤寂实在撑不住了，只有逗逗学校教工家属的孩子玩，这该不会有问题吧，不！错了，如果你逗的是校长的孩子，思想汇报会上就要质问你是否别有用心，交代你的企图。跟学生接近，态度和蔼是拉拢学生，态度严厉是仇恨学生，不满情绪。汇报会上不挖思想，提出问题没改进，那就用“抵触情绪”来归纳。总之，改造得每天低头认罪，埋头工作，独来独往，见人态度卑下，说话唯唯诺诺，这样才让群众满意。帽子是在群众手中，让你摘才能摘。警告你摘了以后还会给你带上，即便工作中做对了做好了的时候也会在批斗会上敲打你不许翘尾巴，继续挖掉剥削阶级的根子。
　　这就是考查的含义，这样，苦了一年又一年，我整整被考查了四年，直到六一年底才“同意”给我摘帽，那时我已二十五岁了。在刚毕业后最好的年月里，那些非右派的同学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又提了一级工资，有的已成家，而我却是一个摘帽右派，属于内控的右派，一切正当的待遇正常的要求想都别想，有个风吹草动，马上对你严加看管。六四年，西宁二中改为省实验学校，是省教育厅直属重点中学，我这个摘帽右派就不能留下了，尽管我怀中抱着吃奶的孩子（才半岁）突然通知我调到县城畜牧学校，没有商量的余地，硬是让夫妻分居两地，直到七二年文革后期才又与丈夫，三个孩子团聚。
　　在考查中，我所在的一位年龄大的语文组长特别严加管束我，他本人出身不好，历史有问题，可能由于改造右派有功吧，不几年，组织上确定他为青海省到北京去的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考查的补充含义吧。
　　这一场残酷的反右斗争就在我们青年学生大学时代那纯真的友谊上涂上红与黑的色彩，四十年后的一次再相会时彼此既熟悉又陌生，我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又能对我说些什么呢？我想只有将来上天堂或下地狱时大家再坦诚评论这段非凡的经历的是非功过了。
　　据说当年某位领导在反右中确定百分比后，师大就根据此指标来确定右派数的，中文系教师已经在最大范围内圈定了以黄药眠主任为首的，九位教师难逃厄运，但未达指标，于是目标就转到中文系四年级的青年学生中，当时五七届共223人，划为右派的52人，其比例之大令人吃惊。北师大在以后的工作回顾中，始终认为五七届尤其中文系是办学以来空前绝后的质量最差的一届。因而北师大的光荣史上从来避开这一届，保持与五七年反右观点一致。
　　像我这样的右派充军发配到大西北（连遣回老家改造的资格都没有）在大西北教育战线中含辱负重、历经坎坷，依然忠于人民教师光荣称号耕耘了四十年，所培养的学生已遍及全国与全球，而这些学生今天在不同场合却公开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庆幸他们能在青海接受这些右派教师的教海，至今还怀感激之心，那么北师大学生质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样的口碑不正是与师大“最差一届”的论调大相径庭吗？现在北师大又有多少毕业生自愿到西北去呢？又有多少学生愿以祖国需要为原则到大西北去执教呢？究竟政治质量是以什么为标准呢？真让人糊涂！
　　我在青藏高原整整呆了四十年。二十岁去一九九六年六十岁退休。四十年来的历程，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磨难与迫害使我至今对这种特殊的红色恐怖不寒而栗、心有余悸。
　　而结婚生子的女右派不仅本人遭难，还株连家庭中亲人——丈夫和孩子，也给他们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恐怖烙印，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乃至精神都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反右斗争是过去五十年了，可是给我带来深重的苦难却还在延续，我还要继续背着枷锁、带着伤痕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完我最后人生的路程……
　　往事并不如烟，往事可堪回首；历史不容掩饰，事实不应歪曲。晚年清贫的生活中回首往事，不是颓唐而是增强自己生活的信心——这，就是我们这些曾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的精神。

　　本文选自《不肯沉睡的记忆》，俞安国、雷一宁／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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